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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陸家嘴論壇上，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說，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機十周年，過去十年中全球在宏觀上做出了很多改進和創新的探索，嘗試出臺了前瞻性指引等調節措施，但還有很多未盡事項。
第一，金融體系中有過多的順周期因素、正反饋機制，容易使系統大起大落。目前已經通過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來引入負反饋的機制，減少順周期性。但是這個做法并不有效徹底，經濟體系中仍然有非常強的順周期特征、正反饋特征。
為了減少對外部評級的依賴，要更多使用內部評級，但內部評級也有它的問題，最后導致各方也在控制對內部評級的依賴程度。到去年年底，“巴塞爾協議Ⅲ”定稿時，內部評級模型的輸出和標準法輸出的下限定在72.5%，還是限制了對逆周期因素的引入。而且，逆周期因素引入的措施也比較少，目前一個最重要的措施是資本緩沖，但資本緩沖的應用并不容易。
第二，是大家都試圖解決但沒有解決的“大而不能倒”的問題。大型機構的資本比例應該增加，如果一級資本不能解決問題，就引入“自救債券”和“應急可轉債”。目前對于應急可轉債和自救債券的措施已有很多嘗試，塞浦路斯的危機處理中就成功應用了自救債券的措施。
第三，危機中達成的共識之一是有些衍生品發展過度。“CDO平方”、“CDO立方”這些產品可能過多地脫離實體經濟，變成金融市場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產生風險。
周小川進一步指出，金融工具、金融市場的交易要更多地為實體經濟服務，這在全球的認識還不夠充分。以至最近又出現了一些純粹炒作性的、數字類、加密類的一些產品，跟實體經濟無關。
第四，本輪經濟危機中暴露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新興市場受到的沖擊很大程度可能是由于資本流動造成。由于儲備貨幣是美元，一旦主要經濟體發生危機，這種國際貨幣體系會使得資本流動發生異常。
“最近我們又看到，實際上問題還可能繼續出現，在阿根廷、土耳其等國家，當前可能再次出現資本流動異常。”周小川稱。
第五，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國民儲蓄率有密切聯系。在最近一輪貿易摩擦過程中，美國的貿易赤字不僅是出于貿易問題、生產能力、生產布局問題，也涉及儲蓄率問題。
此外，全球對于危機和不平衡問題的認識也不夠徹底。危機開始時，大家認識到和財政政策有關，之后各國也強調了財政整固計劃。但財政整固緩慢，危機過去十年，各個國家公共財政赤字、公共財政余額占GDP的比重仍不太樂觀。
而且，由于財政政策的空間有限，貨幣政策運用得比較多，從而產生依賴性。市場對于量化寬松、低利率的環境形成習慣。長期的低利率也是次貸危機產生的原因，后來雖然開始糾正這種現象，但糾正的步伐偏晚偏緩，今后也面臨新的挑戰。
周小川說，這些問題雖然有一定的共識，但是沒有得到完全解決。下一次有危機的時候還會面臨類似的問題。金融危機以后，全球經濟進入了比較全面的復蘇階段，全球治理、金融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一個樂觀的因素。但是我們也不要太樂觀，還有很多未盡事項。有利的時機也往往容易麻痹，對這些事情可能有所遺忘，所以還是要抓緊時間，真正做到不發生下一輪金融危機，或者說不發生得那么嚴重。
“在中國，我們應該是有這種緊迫感的。‘三大攻堅戰’中第一大攻堅戰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這個題目的透徹討論，能夠為打好攻堅戰、在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中克服以往的弱點、增強治理能力以及防范下一輪經濟金融危機作出重大貢獻。”周小川總結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