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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來，受到外部經濟環境變化和持續趨嚴的金融監管政策以及機構轉型等因素的影響，融資租賃公司在債務方面存在的潛在風險開始顯露出來。
從財政部對廣西、云南、寧波、安徽等地密集問責可以看出，中央高度重視違法違規舉債問題。在此背景下，一部分融資租賃公司的城投業務占比過大問題已不容忽視。
此外，今年上半年，債券市場的持續波動令部分機構出現違約，一些融資租賃公司的債權出現損失。據統計，2018年至今涉及的債務危機波及了近百家租賃公司，債券金額多達200億元。
對于融資租賃行業而言，如何應對當前的監管變革，如何保障自身經營安全穩健，如何實現高質量轉型發展等種種問題已擺在眼前。
嚴監管時代來臨
今年上半年，與融資租賃行業相關的監管政策密集出臺，從機構的監管職責正式劃定給中國銀保監會，到資管新規的實施，去杠桿和打破剛性兌付成必然趨勢。
融資租賃盡管是近幾年才快速崛起的行業，但體量十分龐大。《2018第一季度中國融資租賃業發展報告》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國融資租賃企業總數已突破1萬家。
而隱藏在繁榮發展背后的空殼資質、關聯互聯網金融平臺等行業亂象有望將在強監管趨勢下，得到進一步解決。
為加強監督管理、及時妥善處置風險隱患，在監管規則制定劃歸銀保監會后，監管部門立即著手對融資租賃行業進行了大規模的摸底排查。根據銀保監會6月份發布的公告要求，各地區須盡快與銀保監會建立并完善日常工作聯系和重大事件信息通報機制，組織本地區三類機構登錄“全國融資租賃企業管理信息系統”“商業保理業務信息系統”“全國典當行業監督管理信息系統”填報信息，并逐戶審核確認。
此次監管排查也被業內視為是監管部門了解行業情況和業務風險，為制定后續監管措施提供依據的一次重要摸底。
對于機構而言，趨嚴的行業監管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浙江大學融資租賃研究中心分析認為，在強金融監管的大潮下，融資租賃公司需要充實資本或進行兼并收購，適應可能的監管需要；按業務類型做好融資租賃和經營租賃，適應功能監管的需要；加強內部風險管理，滿足重要監管指標的要求，適應審慎監管的需要；同時，還要利用好和監管相配套的融資租賃會計細則和法律政策。
夯實風險管理為先
在多重因素的疊加影響下，行業風險日益積聚，融資租賃行業的風險管理難度也陡然上升。浙江省租賃業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何凌曾在公開場合強調，企業長久經營的根本是重視風險控制，而不是將效益放在首位。
然而，不少融資租賃公司在風險管控上能力不足且缺乏經驗，這從日漸增多的合同或租賃物糾紛案件中便可窺見一斑。根據《金融時報》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查詢的已公開融資租賃合同糾紛的相關判決信息，2017年共檢索出11812份判決書，較2016年的7343份有較為明顯的增長。而自2018年以來，相關合同糾紛也已達2413件。
在行業有關租賃物保全、出租人損失認定等各項配套法律政策尚未完善的前提下，需要融資租賃公司夯實自身內功，做好全部風險管理環節的完善與優化。
當前，租賃機構面臨的風險較為復雜，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楊柳勇表示，融資租賃企業面臨的風險大致有三類：監管不確定性風險、規范化風險以及與業務相關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等。他強調，經過了10年的發展黃金期，對于現階段的融資租賃企業而言，統一監管后，行業將比之前更加規范，監管指標也會更豐富，因此，需十分重視規范化風險。
如何加強風險管理？在楊柳勇看來，今后的融資租賃公司應做好做實真實資產，關注資本比例和杠桿率，調整名義或虛擬租賃資產，關注業務創新的風險，降低客戶集中度，建立全面的風險管理體系。
模式轉型當有道
毋庸置疑，經過近10年的快速發展，行業中涌現出一大批具有國際化、專業化、差異化優勢的融資租賃公司，積極的政策導向也給予融資租賃行業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但不可否認，現行的主流融資租賃模式存在諸多問題，如比拼規模、業務模式單一、同質化競爭、機構兩極分化嚴重、專業從業人員稀缺等。現有的融資租賃經營管理模式需要進行深度的創新與改革。
當前，融資租賃行業已站在了轉型的十字路口。在經濟增長方式發生轉變、新金融監管環境正在形成的背景下，融資租賃業如何把握“一帶一路”、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等發展機遇，實現自身的創新與轉型，是當前業內正在探索的重要課題。
“轉型是一個漸進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勇氣、堅持以及承受‘陣痛’的決心。”浙江大學融資租賃研究中心理事長程東躍撰文表示，中國融資租賃業的經營模式應該是以創新為核心，實行垂直式、穿透式的經營模式。
如今，找準行業定位、轉變盈利方式、創新業務產品，走專業化、特色化經營之路，已被業內視為是融資租賃行業持續穩健發展的最佳選擇。
從成熟的租賃市場發展經驗來看，美國目前已由最初的“純租賃”、廠商租賃轉到一攬子的金融工具解決方案。貴銀金融租賃公司總裁羅曉春認為，中國金融租賃還基本處于靠賺取利差來盈利的初級階段，未來應逐步擺脫單一的利差盈利模式，向多元化收入發展，從以利差為主要收入來源逐步向利差與資產管理要收益并存過渡；由資金（資產）收益向與投行、財務顧問收入并存過渡；由債權收益向與投資收益（租投結合）并存過渡；由持有資產向與流轉資產的收益并存過渡。
